1947年春天陕北延安枣园，贺子珍归国风波：王稼祥莫斯科请示，毛泽东批“完全同意”，三十四日辗转哈尔滨
清晨的延河边总是冷得很。窑洞里那口老茶壶冒着气，炭笔在纸上沙沙响。毛泽东还没来得及喝一口茶，就被警卫员递来的电报打断了思路。他盯着电报纸片出神——发信人是王稼祥，从莫斯科寄来，说的是贺子珍和孩子们的事。这消息像突然闯进门的一阵风，把屋里的静谧搅乱了。
时间要往回拨一年多。王稼祥到苏联治病，本以为能歇几个月，却整日在诊所、食堂、甚至澡堂四处打听：“有没有江西来的女同志？叫贺子珍。”据说他在伊万诺夫孤儿院附近蹲了一下午，只为找人。有位老华侨后来提过：“那年春天莫斯科下雪早，他拎着药箱冻得直跺脚，还不肯走。”苏方一开始推脱，说身体不好不能折腾，但王稼祥不松口，“探望也行，总不能让她一直没人管吧。”
终于到了冬天，贺子珍和娇娇才被护送到莫斯科，一进门就坐在朱仲丽身旁，只低声说了句：“想家。”朱仲丽给她把脉后嘱咐，“伤筋动骨都好办，就是心病难医。”于是干脆把母女俩接到自己公寓住下，那房间小却暖和，有窗台能晒太阳。几个中国留学生常带点黑面包或腌菜来看望，有时讲些国内解放区的新鲜事——什么“土改队进村啦”、“新粮仓盖起来啦”，这些话让屋里多了点烟火气。
等身体缓过来后，王稼祥问她愿不愿回国。“”贺子珍答得利落，她说夜里梦见过南昌街头卖糖葫芦的小摊，也想亲眼看看革命到底怎样变样了。但这不是随便一句话能决定的事，还需中央批准，更绕不开毛泽东本人。一九四七年二月底，王稼祥起草长电，把健康状况、回国意愿、俄方治疗结果全列出来，又补上一句“请主席批示为盼”。有学者查档案时发现，这份电文用的是当时罕见的加密格式，据传东北局译稿还丢了一页。
枣园地下室灯光昏黄。毛泽东看完电报没急于表态，只默默抽了一根烟，然后提笔写下四字：“完全同意”。田家英曾跟秘书们复述原话，“革命同志归队本该如此，小孩也需要娘照顾嘛。”这一句话传出去，比文件更有分量。有地方志记载，当地干部都觉得主席这次批示快得反常，还有人猜是不是因私情，其实规矩还是规矩，该走程序就走程序。
消息传到莫斯科当天晚上，下雪停了半宿。王稼祥赶去通报喜讯，说完后贺子珍只轻轻叹气，又念叨两遍“终于能回去了”。岸青比母亲还激动，他小时候吃苦惯了，如今最盼团聚。据老人讲，那阵苏联医院里的中国孩子爱唱一首歌，《卡秋莎》改成中文版本，但歌词总唱错。“妈妈回来，我要吃糯米饭”——其实当地没有糯米，全靠想象凑词儿。
手续很快办妥，苏方派医生随行，为安全考虑专门配备急救药箱（里面还有瓶伏特加，据说可消毒）。出发那日正值冰雪初融，从莫斯科到哈尔滨原定八天车程，却遇上车厢里有重伤失明炮兵，还有烈士遗孀带娃同行，每逢有人生病或晕车就临停检查，一路慢悠悠拖成三十四个昼夜。据哈铁旧站工友忆述，这趟特殊列车每次经过贝加尔湖都会多停半小时，好让大家呼吸新鲜空气，也方便换热水泡茶。
旅途虽漫长，不算寂寞。有段时间失明炮兵教大家摸读俄文圣经；烈士遗孀会做一道甜菜汤，加蒜末格外香；娇娇学拼音时把“厂”认作“大广场”，惹笑众人；偶尔有人拿出破旧收音机听短波新闻，大多数时候只是火车咣当响，人各自想着心事。不知谁悄悄记下一首民谣：
“三十日奔故乡，一路红菜汤，两双鞋底磨穿，两封信未寄。”
抵达哈尔滨已近夏季傍晚，人流拥挤中李富春握住贺子珍手道一句“欢迎回家”。东北局连夜安排车辆送至机关招待所，并派裁缝量体做衣服。当晚棉被堆满床头，还有儿童课本和药品齐备。一位老职工后来感慨，“那几年物资紧张，可对特殊情况总会优先照顾，不论是谁。”
秋风刚起，新衣裳尚未缝好前岸青只穿补丁裤，在院墙边踢石块玩耍。据坊间流传，当地鞋匠曾连夜修补他的靴底，用的是废轮胎皮条，比市面上的耐磨许多。而财政部机关党总支副书记这个岗位，看似平淡，其实责任不少，要熟悉最新财经政策，还要培训工勤人员。这对离开国内九年的她是个大考验。有一次会议资料短缺，她便白天查账簿、晚上抄材料，还向年轻会计员讨教细则，自称“小学生”，并非客套，而是真心虚心求教。据某档案馆存录，当月内部简报专门夸奖其学习劲头“不摆架”。
两个月不到，她就在工人俱乐部做报告，把金融改革政策条理梳理清楚，应对七八个刁钻问题毫无怯场。从此质疑声渐少，多数干部佩服其韧性。有青年职员暗中议论：“老太太比我们还拼命哩！”工作之余，她最关心孩子功课，每晚请中苏学校老师辅导半小时，让兄妹一起练习普通话半年下来已经可以独立买菜写信。在市井巷尾，有小摊主笑言，“这两个娃问价钱嘴巴麻利，都不像外地来的。”
1948年初春天气转暖，王稼祥康复返国，到哈尔滨第一周便去看望老友。在招待所楼下廊道踱步，两个人聊起这一年来变化，他开玩笑道：“你怕是把夜校当根据地啦？”而她认真回答一句，“慢一点没关系，总不能停下来嘛。”这种倔强劲儿，让旁观者印象深刻。
共和国成立后大迁徙，她又调任上海总工会，经常将妇女夜校经验与苏联见闻结合讲课案例贴近实际，很受职工欢迎。1951年再度入院休养，没有主动要求任何特殊待遇。本地老人私语道，“红军女团长回来像溪水一样，不喧哗却润田野。”
关于那份“四字批复”的由来，各种版本都有：有人认为纯属组织原则使然，也有人揣测其中夹杂私人情感。但从地方志零星记载来看，无论如何程序始终不可省略——既然是革命年代，即使涉及家庭琐事也须章程在前，否则易生枝节。
还有件趣事值得一提，据九十年代某专家访谈录披露，当初办理旅行证件时俄方误将姓氏拼错，多亏哈铁站值班员懂中文才纠正，否则差点误入远东支线，被困一天。
最后村头闲谈偶尔提及此段往昔，总有老人摇头感慨：
“一封电报跑千山万水，人倒是一天天熬过去。”
隔壁李奶奶还喜欢念叨另一桩小插曲，说岸青第一次吃豆腐脑嫌味怪，用筷尖戳戳碗沿，看谁敢先尝……
